“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它像莲藕一样悄悄种植、萌芽，生长于这片沃土，不被察觉，却无声无息地模塑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标准形象。这就是屈原情结。”（45）在我看来，屈原情结是屈原“恋楚情结”的一种衍生物，其实质是“恋楚情结”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特别是封建文人士大夫)身上的一种根性体现，是封建专制制度在民族意识中的一种深层折射，是中国封建时代典型的文化现象之一。一方面，它反映了屈原人格魅力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巨大感召力量，另一方面，也极其真切地展示了中国士人源于儒家的“士人精神”和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社会政治之间的深刻矛盾。
屈原终其一生追求振兴楚国的“美政”理想，与此同时，他也不倦地追求着完美无暇的个人道德修养，追求一种高尚的人格。“正是这种理想与人格，奠定了屈原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46）然而，也正是这种对理想与人格的执着追求，他的整个人生陷入了矛盾的泥潭而举步维艰，愈要努力挣脱，却陷得愈深。他因此而孤独、奋争，内心无比困惑，带着这无尽的孤独与困惑，他用自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他那富于个性色彩的政治人格，积极的政治参与模式，忧国忧民的政治责任感和锲而不舍的理想追求，却代表了士人精神最优秀的层面。因而后人在讴歌屈原时，多把他奉为践行理想政治的楷模，或是把他引为命运舛错的知己，正所谓“才高者菀其鸿栽，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心川，童蒙者拾其香草。”(47)总而言之，屈原“恋楚情结”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为后世树立了一种理想人格范式
屈原以其光辉形象为后世那些富于理想、勇于追求的文人士大夫提供了可参照的人格范式，但也因此而规定了他们行为的限度。后世的文人士大夫多是孔、孟的信徒，他们的理想是实现“内圣外王”。较之屈原，他们的政治人格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的理想化共性人格——圣人的制约，少了些屈原的义无反顾，多了些孔、孟的老于世故，因而在理想政治原则和君权之间常常摇摆不定、犹豫不决。但必须承认，在屈原形象的激励下，总有那么一些个性鲜明的士人表现出积极的政治参与取向，如宋代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范仲淹，不在其位，亦要谋其政。但是在这些士人的心目中，屈原毕竟是高不可攀的。刚烈如屈原者尚且要忠君殉国，更何况后世大一统封建统治制度下的芸芸众生？因此，后世士人的政治价值取向亦被牢牢地限制在狭小的忠君范围之内，无法超越屈原的选择模式，这也是屈原人格范式的局限性所在，后世士人无法走出这种忠君主义的思想制约。
其二、屈原的心态特征为后世文人士大夫提供了心态范式
在“恋楚情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情结是“恋君情结”。前文已提到，恋君是基于忠君基础上在个体情感中的进一步深化，因而恋君具有情感化特点。屈原的这种“恋君情结”在秦汉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他的人格形象一并传延了下来，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深层积淀。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中央集权君主政治体制更趋完备，“君权至上”的价值观念日益泛化，对君权的崇拜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这无疑为恋君心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气候。“如果说，屈原是传统士人的政治人格摹本，那么，后世士人对屈原越是敬仰和钦佩，越是把屈原引为知己，视为忠君爱国的典范，就越有可能受到其心态范式的影响。”(48)值得一提的是，屈原所恋的“君”和后世士人所恋的“君”是有所区别的。“在屈原那里，家、君、国亦三位一体”，(49)“国就是家，君就是家长；因此，国仇＝家恨”。(50)屈姓，是当时楚三大姓之一。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离骚》开头也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可知屈原与楚王共祖，上推最早的祖先是古帝高阳氏。在这种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社会里，家国同构，楚君只不过是这种小家与大国的情感传递者和秩序维系者。屈原恋君，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宗族的依恋之情，而不是后世士人对封建君主的“愚忠”。但后世士人在理性上却忽略了这点，成为历代封建君主统治下的政治祭礼，具有异常可悲的一面。可以说，屈原恋君情结对后世士人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实在可悲。
屈原的人格范式和心态范式是“君权至上”制度初级发展阶段的产物，具有其历史局限性。而后世文人士大夫是生活在封建君主专制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更不可能摆脱这种人格范式和心态范式的历史制约力。因此，这种人格范式和心态范式无法塑造出真正具有变革社会的新生力量，只是制造出了更多的适合封建统治需要的官僚阶层，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在本质上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
屈原自杀意义的当代反思
“理性和科学告诉人们：每一个人之所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由于上帝的安排，而是由于偶然的机遇。然而理性和科学却没有告诉人们：作为这个大千世界的匆匆过客，每个人应该对自己偶然获得的生命，应该如何超越自己有限的存在。”(51)今人再无法回到屈原的时代，但作为具有正常生命的个体而言，我们和屈原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存在的真实意义。当然，每个历史时代条件下人存在的意义都因时代特点的不同而不同。我们不能以当代的历史条件去要求生活在战国时期的屈原，而只能溯历史之源，审视屈原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意义，特别是他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当代启示。
从屈原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所面对的特定处境而言，屈原选择自杀，借用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论断：“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52)是屈原基于自己的“美政”理想在楚国无法实现时在精神上寻求解脱的必然结果。屈原企图用“美政”理想对楚国加以改革，使之变得更加强大，无奈小人当道，国君昏庸，他改革楚国的美好愿望无法实现，反而被流放，“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不公的待遇加深了屈原的精神困扰，最终导致他走向自杀。他的死，是忠于理想追求的体现，也是他在家国同构思想下对国家忠诚最极端的表现方式，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生命个体对于整体的回应态度和独特方式。
从当代视角来说，屈原为一个一厢情愿的近似幻想的理想而选择自杀，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他的死，根本说不上是为理想的斗争而献身，而只是一个失败的脆弱的抗争者的无奈选择。他的死，无论是对于理想还是现实世界、现存秩序都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屈原成为了封建统治制度初级发展阶段的政治祭礼，是一种生命的错误奉献。因此，他的忠君和爱国思想在今天反而失去了倡导的积极意义，而应该成为理性反思的一种很好的历史载体。
无可否认的是，屈原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他在生命归宿的选择上，真正为我们展示了存在的真实意义。与生俱来的生命并不是天赋合理的，它的诞生具有偶然性，可以没有理由，但它的存续却必定是需要理由的，否则生命的存在便显得毫无意义。屈原选择自杀而不愿变节以同流合污，苟且偷生，这就在生命存在的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生命范式，同时屈原的死也昭示我们：连接生与死的两端并不是只有时间和自然规律，还有生命个体的自主抉择，即对自身生命的处决权力。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诞生于何时何地，也无法选择出生的家庭背景，但在对生命归宿的选择上，却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屈原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杀象征着屈原对生命存在意义作出了最严肃最认真的思考，正如屠格涅夫所说的：“正是这种结束生命的幻想表现了对生命的热爱。”(53)在屈原对生命归宿的选择上，我们更应该怀着虔敬的心态去加以思索，同时也以此观照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存在的真实意义。
(45).(49).(50)李珺平.试论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屈原情结”[J]，第23、27、27页.
(46)李家欣.中国士人的屈原情结与人生困惑[J]，第6页.
(47)刘勰.文心雕龙·辩骚第五[M].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第36页.
(51)陈炎.宗教准教·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M]，第90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悲剧冲突理论辨析[M].文艺研究（双月刊）[J]，1995年第4期，第4页.
(53)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M].外国文学评论选（上册）[C]，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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