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风波》里看豁达
陕西省岐山高级中学白肖冰
豪放派词的代表人物苏轼，以他豁达超脱的人生哲学，完美的人格魅力以及诗文、书画、美食等方面的成就，成为后世无数文人仰慕的偶像。他在去世前两个月写的《自题金山画像》中曾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总结自己的一生功业，竟然是曾经遭贬的三个地方！可见，豁达超脱是苏轼最可宝贵的品性。
一首写于黄州的《定风波》，以道中遇雨这一小事，以小见大，一语双关，写出了苏轼旷达超脱的胸襟与气度。“莫听穿林打叶声，何仿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道中突然遇雨，同行的众人皆狼狈不堪，但是苏轼却“徐行”“吟啸”，表现出一种从容面对，随缘自适的情怀。这是何等的坦然淡定，乐观旷达，无畏无惧啊！
是苏轼天性中自带乐观，旷达的品性吗？非也。
苏轼青年时期即名满天下，任职时针砭时弊，呼吁改革，为人坦荡，勇于进言，不趋炎附势，坚持自己的立场。正当人生得意之时，神宗元丰三年（1079年）突遭“乌台诗案”，他经历了狱中一百三十三天受尽屈辱的日子，最后带着累累伤痕踉踉跄跄地来到黄州，寄身在破庙中。贫病交加下，只能自己在城郊开荒种地。他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在写给好友李端叔的信中描述的非常清楚：“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词人所遭世态炎凉自此可见一斑。
从一首他刚到黄州时所作的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也可看出他当时的心情：“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诗人如受了惊吓的孤鸿，暗夜徘徊，幽恨满腹，孤独寂寞，但他内心深处仍然孤高自许，不愿随波逐流。
什么样的挫折可以让人有痛彻心扉的改变呢？有人说，这世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这福，我认为就是心态的改变。经历了这场生死风波，被贬黄州的苏轼在孤寂的暗夜里自我疗伤，在城外东坡山地上亲自垦荒，在清风明月、山山水水中不断反思，陶冶性情，终于他体味到了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这首《定风波》就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春天，他到黄州的第三年。
从词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迅速走出人生低谷，变得豁达超脱的几点原因：
一是道家思想的影响。
“竹杖芒鞋轻胜马”，拄着拐杖穿着草鞋在泥泞的路上行走，怎么会比骑着高头大马更舒服呢？“竹杖芒鞋”是山野草民的打扮，“马”代指达官贵人，代指官场。一个“轻”字，我们看到了无官一身轻的快乐，看到了脚踩在土地上的踏实，看到苏轼平民化的意识开始觉醒。“一蓑烟雨”让我们马上想起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个孤高耿介的渔夫形象，不也是苏轼自己的写照吗？苏轼与柳宗元遭遇极为相似，二人年轻时都顺风顺水，满腹才情却在政治斗争中受挫，空有报国之志。苏轼被贬后，便引柳宗元做知己。柳宗元所作的诗文便成为他“时诵佳句，以解牢落”的慰藉。但他以他的洒脱旷达，又远远地超越了柳宗元。从“竹杖芒鞋”“一蓑烟雨”“归去”这几个词语，可以看出苏轼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悟透了道家思想里的简单，无为，退隐，他认同了平淡、简单、真切的平民生活。
二是佛家思想的影响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风雨也好晴天也好，在苏轼的心中已经无所谓了，佛教的空幻、无执、淡泊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对一个精神方面已经超脱的人来说，外界的风雨已不足为惧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啊，是非成败转头空，人不要有执念，不要被外物所束缚。成也好，败也好，一切都会过去，不要太在乎，这样心灵就宁静了，人生就逍遥了。这种思想从他几个月后所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可看出：他追慕前代的英雄豪杰时，面对浩渺的时空，发出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有人说这是苏轼的消极思想，而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苏轼对人生的通透理解：正是因为人生短暂，世事无常，所以我们才要思考怎么才能让有限的生命活得充实精彩，怎样才能不辜负那滚滚东流的江水和照彻古今的明月。中年的苏轼在佛学教义的启示下找到了一条路：既要注重心，又要超然于心。佛家修行的最高境界，不就是无我，超脱，静心，彻悟，让精神超越肉体的束缚吗？
三是自然山水的影响。
古代先贤早有“乐山”“乐水”之说，自然山水的宁静纯洁会助人心灵平和愉悦，让人超凡脱俗。苏轼就出生在山清水秀的四川眉山，从小受自然山水的滋养浸润，他所写的诗词也多与自然山水有关。遭贬谪后，他在黄州的东坡得地“五十亩，买牛一具”，带其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垦辟之劳，筋力殆尽”，“虽劳苦，却亦有味”。他自比陶渊明，与自然之气相通，身心在自然间回归，与几百年前的前辈取得了精神上的共鸣。“惟江上之明月，山间之清风，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黄州的山山水水，黄州的月缺月圆，黄州东坡山地上的垦荒，让他体味到了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你看，“料峭春风”让人感到彻骨的凄冷，但一抬眼又看到了“山头斜照”，心里顿觉温暖。冷中有暖，逆境中有希望，忧患中有喜乐，这是自然界的景象给他的一种朴素的哲学辩证思想，也是老子总结出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大自然的风雨阴晴中，苏轼顿悟了！一个人一旦顿悟，那外界的风风雨雨就影响不了他了，那场政治风雨，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呢？
苏轼用道家、佛家的思想，在自然山水的浸润中寻求安慰，寻求解脱。再加之他本身性格乐观，好交朋友等因素，四十多岁的苏轼成熟了，超脱了！他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很快的，千古名作奔涌而出：1082年7月，《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赤壁赋》诞生；1082年10月，后《赤壁赋》诞生。
此后，这种超脱豁达的品性帮助他走过无数的险滩沟壑。
被贬到杭州，他说“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被贬到惠州，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被贬到儋州，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意思是即使在南方那种荒蛮之地，死伤很多次他也不感到悔恨，这里能游览到生平所见最奇异险峻的风景，也足以使他的人生充满精彩。他一生历经八州，身行万里，走过无数穷山恶水，却说“此心安处是吾家”。他曾被无数小人中伤，朋友背叛，同道反目，见识了人世间万千丑态，却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不是好人”。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一生：“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可见苏轼他是真正做到了超凡脱俗，乐观开朗，潇洒旷达。一次次被贬，使他洗尽了铅华，荡涤了灵魂，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了自我，活出了价值。
当然，从磨难中解脱出来的苏轼，儒家思想仍然是它的基本思想，得意时以儒家的积极用世来处理政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失意时用道家的无为超脱和佛家的空幻淡泊来慰藉灵魂，修炼品性。他兼用儒、道、佛三家思想，并把它们内化到人生实践中去，最终形成了自己豁达超脱的独特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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