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正气满乾坤——走进孟子
文/张忑侠
如果说孔子的意义在于，用“礼”给动荡混乱的春秋战国重建社会秩序，用“仁”给信仰倒塌的乱世生民重建灵魂秩序，那么，一百多年后的孟子，则以自己的热情呼告与奔走，给中华民族树起了“族格”与“人格”。就让我们重回那个时代，走进孟子的生命轨迹。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城）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他是儒家继孔子之后又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后称“亚圣”。
孟子和孔子一样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亦如先师孔子，面对诸侯混战最激烈的战国时代，他率领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奔走呼号，游说诸侯近20年，到过梁（即魏）、齐、宋、滕、鲁等国，见过齐威王、宋王偃、滕文公、梁惠王、齐宣王等国君，希望能够在众多的诸侯中选出一位王天下的君主，以推行自己的“王道”“仁政”主张，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忙于纵横捭阖、杀戮兼并的诸侯，有谁能真正冷静下来听取他的“仁声”？所以他的抱负未能实现，于是退居讲学，跟弟子万章等“序《诗》《书》，述仲尼之意”，撰写《孟子》一书。
孟子的思想观点、政治主张无不反映在《孟子》一书中。
其一，“性善论”是孟子智慧原野的破土。他从人们司空见惯的同情弱者、担心处于危险中的人，普遍憎恶丑恶、热爱善美，具有自我羞耻感等等这些大众化相似倾向中，发现了人类灵魂深处的共性秘密——同情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潜伏在人性深处的“善”的种子与根苗，现实生活中的人到最后都有了圣贤、平庸、邪恶之分，孟子认为，这正是因为圣贤能自觉地向自我寻求并扩充了“仁义礼智”的“善”的根苗，而庸常人则是渐行渐远地丢弃了它。所有，人只有倾其努力把这一点“善性”根苗培育扩充开来，使之充盈于生命和天地之间，才能最好地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一发现，为孟子有关“仁义礼智”的系列思想及其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找到了哲学依据。
其二，“民本思想”是孟子智慧夜空最璀璨的星光。这星光最初闪烁在孟子生存背景的幕布上：激烈的诸侯混战使他清晰地看到了生存的艰辛、世事的艰难，看到了庶民百姓命如草芥，这极大地刺激了孟子生命深处的同情因子，促使他在同情中思考，在对比中探寻：爱民如子的周文王赢得了庶民的爱戴；暴虐无道的夏桀商纣，最终死于万民的声讨。于是孟子睿智地发现：暴君之所以暴虐，是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无足轻重，不晓得天子之上还有社稷，社稷之上还有黎民。愚忠者的可悲之处在于,他只知道天子至高无上，却不知道天子之上还有社稷，权势地位之上还有“仁义”。
于是，孟子喊出震撼一个时代、穿越几千年久久不熄的声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说，“诸侯危害社稷，则变置诸侯”“天子虐杀庶民贤才，就应被臣下诛杀!”
当然，在这惊心动魄的嘶喊中，他也为熙熙攘攘、孜孜求利的君王们指了一条出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而王。并严正地警告那些天子诸侯：得民心者得天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就是说，上天的视听从来都是依从臣民的视听，上天的赏罚从来都是依从臣民的赏罚。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孟子对庶民百姓乃至天下万民的深刻关怀。他把庶民百姓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他们是一切政权、国君、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依据。
其三，“仁政”“王道”是孟子给不堪乱世开出的一剂良药。孟子反对强权“霸道”，要求统治者撤出“嗜杀”的怪圈，减轻赋税，鼓励耕织，施行教化，给庶民百姓以谋生的基本物质条件，使他们能够“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使他们“养生丧死无憾”。通过养民、安民、富民，使整个社会抵达“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美好幸福前景。
尽管在纵横掳掠的激烈争夺兼并中，无人、无暇顾及孟子的这些王道愿景，使他的政治理想一再落空，但却成为后来两千年封建王朝更迭中每一个新兴政权修养生息的范本，被一个又一个明君采纳践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的“王道”“仁政”理想在有生之年未能实现，并不是因为落后过时，而是因为其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在当时就成为庶民百姓共同的梦想；又因其符合了绝大多数人共同的心理需求，从而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孟子，这个战火与灾难淬炼出来的思想家，他是一个穿越历史的骄子！
其四，“人和”是孟子把“乱世”引向“治世”的坦途。这既是出发点，又是必然归宿。孟子把“天时”“地利”“人和”置于战争中比较，说明“人和”的重要性——“人和”决定生死存亡。所以国家要生存，必须从“人和”出发。从个人生存看，孟子认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就是说，首先要从“仁”“义”“礼”出发，学会爱人、敬人；如果这些“爱人”“敬人”的举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就要反省追究自己“敬”与“爱”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修为，达到内心和谐与人际和谐的统一。在国家层面上，孟子则要求国君“推恩施仁”赢得民心，“制民之产”使民生死无憾，最终走向“人和”而一王天下。
这里我们发现，孟子倡导“人和”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封建王国上下和睦，长治久安，但在客观上却对庶民百姓的生存现状予以深刻关怀，起到调和矛盾、促使社会稳定的作用。
其五，“浩然之气”与“大丈夫”是孟子给中华民族群体与个体树立的“群格”与“人格”。这首先从孟子的个人自信中表现出来，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怎么养？浩然之气是什么？孟子以自身经验加以说明：这是一种用正直培养、用“道”“义”伴随、最宏大最刚强却难以言说的精神气象，它是长期地自内积义而生，而不是自外做几件合乎道义的事就能生成。既不能轻言放弃，又不能操之过急。在居仁由义、循道立礼的旅途中，要能经得住诱惑、抗得住困扰、扛得住压力，不迷乱、不改变、不屈服，百折不弯，顶天立地。
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是“居天下之广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的人，他有着“仁”“义”“礼”的价值选择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精神、意志和气质，是一种人格的坚守与自持，是灵魂的高贵与自守，是从仁道出发的义无反顾、百折不回，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光明磊落与襟怀坦荡，是充溢于天地宇宙之间的一股浩然正气！
在浩浩的岁月长河里，当悠悠历史成为记忆，当一切强权隐入沉寂，当芸芸众生化为灰烬，天地间却总有一股正气激荡奔涌，浸润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与灵魂，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灭的精神！
有人说，《论语》如饭，最宜滋养；《孟子》如药，最宜祓除及兴奋。读《孟子》，的确能帮你祓除邪气、奴气、惰气、俗气，在不知不觉间生出一股清气、豪气、正气、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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