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丫陪你来唠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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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正明
从我记事起，在我的脑海里，父亲的身体就比较弱，人比较痩削。在生产队的男劳力里，他干不了重活，手不能推车，肩不能挑担。
他有胃病，后来知道那是胃溃疡，再后来发现他还得了肺结核。他经常胃痛，胸口难受，发病的时候疼得在床上时而呻吟，时而叫喊；不发病的时候走路弯着腰，弓着背，一只手时不时地捂着胸口，肩膀向右倾斜。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他曾因肺结核发作虚脱而休克过去，已经摆到了门板上，好在后来又醒了过来。他不象别的小伙伴的父亲那样强壮，一年到头都病恹恹的。到了公社化的时候，他算不上一个整劳力。整劳力一天能挣十个工分，父亲他只能挣六七个工分，比女劳力强不了多少。
作为男人，他的肩膀是柔弱的；但作为父亲，他的肩膀是坚韧的。他在我们子女们心目中是一座大山，是全家的靠山。
听大人们说，我父亲的的身体亏下来，是从我爷爷俩兄弟分家后开始的。分家发生在我父母亲定婚那一年。分家没分到钱，却分到了债务，从此家庭陷入困境难以自拔，导致恶性循环。一家人终年缺吃少穿，营养不良，作为家庭脊梁的父亲因贫病交加，身体每况愈下。有一件事，足以说明家里贫困的窘境：1958年实行公社化，在大办食堂前，队里干部到各家各户把粮食集中收归公有。当到我家时，发现装粮的罈罈罐罐几乎都是空的，只剩很少一点粮食。队干部不相信，以为把粮食藏起来了，就四处翻找，仍无所获。与父亲关系较好的一位队干部很惊讶地说：光琬（父亲的名字），你家怎么穷成这样，要不吃食堂，后面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啊！几十年后，父亲临去世前一年在镇江与我谈起此事，仍很动情，他感慨地说：幸亏吃食堂，要不一家人真得饿死了。
父亲虽然身体不好，但作为一家之主，有一种男人天生的勇于担当的责任感。他用那柔弱的肩膀，努力挑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实行公社化之前，家里的重活，象推车挑担，打场堆垛，他还是硬撑着做。有时母亲见他太累，怕他吃不消，也分担一些推车挑担的重活。春天，家里做凉篷箍子，象破竹劈篾的活，都是父亲包了。冬天，他到隔壁谢家香店打工，帮助做过年用的线香盘香等。作香的工序是备料最累人，最耗体力，一般在下午进行。每次备料动手之前，父亲就回来，让母亲用米屑给他冲一大碗糕汤吃，补充一下体力。父亲年轻时也学过相对不吃力的油漆工，但因对油漆过敏而没学成。
公社化的时候，号召多快好省，苦干实干，赶英超美，劳动强度特别大。每天出工早，收工晚，还经常开夜工，真是披星戴月，父亲的身体根本吃不消。父亲为人忠厚老实，人缘也好，于是队里照顾他，让他到大队的种猪场去喂猪。到种猪场比下地干活要轻松得多，喂猪有时段，有规律，不挨风吹雨淋，也不用开夜工。父亲在这里过了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到六二年种猪场解散后，才回到生产小队。
回小队以后，还是父亲的善良厚道结下善缘，队里安排他当记工员。记工员的任务，就相当于如今的考勤，记下每天出勤的人员，到下午收工时记下各人所挣的工分。半月一小计，月底一合计，算出每个社员的工分数加以公布。记工员每天由队里补贴两个工分。这实际上是对我父亲的照顾，因为加上出工挣的工分，他就每天能挣到八九个工分。尽管父亲算不上整劳力，但这样一来他挣的工分和整劳力也差不多。
我父亲很看重记工员这个差事。他诚实公正地为大家服务，得到队里男女老少的信任，后来又被选为队里的司秤员，并仍然兼着记工员。司秤员是集体分粮食给社员时称秤的人。公平公正是对司秤员的第一要求。因为秤高秤低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实际利益。司秤员掌握秤杆子要一碗水端平，不能秤上长眼睛。父亲一当就是好多年，一直当到集体解散包产到户的时候。可见他的公正和人缘，也可见大家对他的放心和信任。
父亲深知自己的肩膀柔弱，之所以能挑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在家就是靠着我母亲这个贤内助，在外就是靠着生产队这个大集体。因此他很爱生产队。他还先后当过队委，当过生产小队的副队长，有一股爱社如家的痴情。我记得，每年到麦收或秋收时节，中午收工时，他看到收割下来的麦子蚕豆和花生黄豆等庄稼摆在地里，总是放心不下，生怕有人偷拿，他总是主动要求留下来看护，而且不要工分。母亲一个人回到家，既要给猪煮食喂食，又要给家人做午饭，洗菜刷锅，给我父亲带饭去地头，忙得不可开交，忙急了少不了埋怨他。每当这时候，他总是对我母亲说：我身体弱，重活干不了，队里照顾不少，在这方面多出点力，也应当，就是让你辛苦了。每当说到这里，母亲就不开口了。我后来明白，这是父亲用他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回报生产队对他的照顾。
父亲做人就是这样，知恩图报，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去世前有一段时间住在镇江我那里，与我谈家常时，还把曾经关心过帮助过我们家的人的名字一个个告诉我，交待我不要忘了人家的好处。也就是这次谈话时，他说要不是上大集体，吃食堂，说不定真得饿死。他感慨地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对穷人好。过去蒋介石对穷人不行，所以他江山坐不稳。说着他又叹了口气说，现在又开始对穷人不行了。
我弟弟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奶奶去世了，我父母因天天上生产队干活，无暇照看弟弟，我家东隔壁的我们称呼为太太的“石堡奶奶”，曾无偿帮助照看弟弟到好几岁，真是大恩大德。弟弟长大有了工作，父母一直教他不要忘记了太太的恩情。弟弟也很好，从外地回家，总要给太太带点好吃的东西。后来弟弟下海，和朋友在合开了一家小公司。父亲临去世的那天早晨，还嘱咐他，一定要把太太的小儿子在公司安排一个工作。说完这件事不到一个小时，父亲就去世了。待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弟弟就遵照父亲的临终嘱托，把太太的小儿子带到公司上班去了。
父亲心地善良。后来我们在外地工作，时不时地寄钱回家，家里条件好了，父亲就经常帮助接济别人。我有个爷爷辈是亲兄弟的堂叔，我记得有两次回老家过年，父亲都要吩咐我，给点钱你叔叔过年吧，并让弟弟送过去。父亲去世后，我弟弟还一直在经济上接济这个堂叔。我小时候生活苦，曾经吃过秕糠，解不下大便，父亲曾躲到邻居家门口为这事伤心地掉眼泪。这与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有关系，但父亲对此一直心怀愧疚，有一次回老家过年时，他还指着我儿子说，他们这一代多幸福，你小时候跟着我们吃了多少苦，对不起你啊！我忙说，父母养育之恩大如天，那时候大家都苦，父母把最好的东西省给我们吃了，就象我们现在对儿子一样。我们兄妹几个忘不掉父母的养育之恩。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就生怕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地方。
有一件事，村里人都戏言父亲积德逃过一劫。那是1990年夏秋之交，老家接连下了十几天的雨。一天晚上半夜时分，正下着大雨，我父母睡觉的东屋正梁位置的屋顶倒塌下来，把正在睡觉的二位老人埋在里面。幸亏邻居听到响声，马上过来把他们从里面扒出来。只见一根梁条戳穿床垫斜插在地上，正好在我父亲躺着睡觉时腹部的位置。然而俩老人只受点皮肉伤，并无大碍。人们啧啧称奇，说我父亲命大。我父亲说，他那天午觉睡的时间长，晚上就不太瞌睡，一听到房顶有响声，他就想起床查看个究竟。谁知刚一坐起来，房顶就倒塌下来。要不是坐起身来，那根梁条正好会从肚子上戳过去，说不定就上西天了。我们知道后都觉得后怕，这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巧合得简直不可思议。乡邻们都说这叫老天有眼，好人有好报。
父亲活到77岁，因患肺癌而辞世。他终身没用过雪花膏之类的护肤品，到老脸上也没有长一颗老年斑。他终身没有刻意养护过头发，到老仍是一头黑发，想找一根白发也找不到。我们都夸他，他不以为然地说：“这实际上不好，人老了就应该是老的样子才好。”
人的一生，各有各的活法，只要努力，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生活的切入点。父亲这一生，平凡而自信。他用柔韧的肩膀，挑起家庭的重担，挑起一家人生活的希望。他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也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他的成功，靠的是那柔弱而又坚韧的双肩，还有那肩膀下一颗善良而又知感恩的心。也正是他的老实厚道、善良宽容、知恩图报的美德，支撑起他那原本柔弱的肩膀变得坚韧。父亲已去世多年了，这是他留给我们后辈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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