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的糍必
广东省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班李泺
大年三十的中午，往灶台上一看，那锅里煮的，必定是糍必。
糍必是我们家乡的地道传统食物，将米团蒸熟之后，切成块状，再用手搓成条，就成了糍必。它长相清奇，不像其他的面或是米粉那样均浑身均匀，而是中间胖，两头尖，就像被拉长了的枣核。每一条糍必都差不多是两根手指接起来那么长，但也有一些是像一根手指那样长度的“小矮人”，它们的高矮长短，说起来也是全取决于搓米团的大姐的心情。虽然说糍必“骨骼清奇”，但它却是个内涵不足的“花瓶”，尝起来几乎没有特别惊艳的味道，唇齿间留下的只有纯正的米味，就和它的“皮肤”一样，白得纯粹，也白得有些许乏味。为了拯救糍必本身单调的味道，乡里人各出奇招，比如用腊肉、白菜丝、西芹等配料一起翻炒它。令人惊讶的是，糍必在肉和菜的熏陶下会迸发出爽滑甘甜的滋味，让人止不住伸向它的筷子。
除了加料翻炒，另外一种常见的做法，便是我家里大年三十时的做法——汤煮糍必。按照家乡习俗，奶奶会用猪肝、猪肠、鲜猪肉等熬制一锅浓汤，再往汤里放八个带壳的鸡蛋。在熬汤的同时，奶奶会将糍必煮好，捞起来后放进熬制的浓汤里泡一会，直到糍必吸收了肉和汤的鲜味，就可以上桌了。那汤里的猪肝、猪肠和鲜猪肉，都是奶奶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回来的。“猪杂猪肉一定要早上的新鲜货，隔夜的或是进过了冰箱的，味道可就差得远喽。”再说那八个鸡蛋，也是奶奶自家养的鸡产下的。奶奶喂鸡，用的都是自家的饭混上麦皮和猪糠，偶尔还将外面吃剩的虾壳打包回来给它们加餐，鸡蛋的蛋黄也就比外面市场上卖的更加黄，咬起来也结实得多。我们家，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大伯一家，一共是八个人，所以放进去八个鸡蛋。但奶奶不爱吃鸡蛋，也不爱吃猪杂，于是她总是把她自己的那份放到我爸爸或是大伯的碗里。兄弟俩总是跟奶奶说：“您不爱吃的话，就少放一些吧，我们够吃的，再多也就吃撑了！”“你们一年到晚地在外面那么辛苦，多吃一些怕什么，锅里还有啊，不够再来点！”
爷爷是患有肝癌的，还做了肠道手术，平时总是吃得很清淡，米饭只吃小半碗，荤素都只沾一点，他说那是“饥饿疗法”，把癌细胞给饿死，人就能活下来。但过年的时候，他也要破例来点猪杂。“哎呀，你就别吃那么多了。”爷爷的筷子一伸过去，奶奶就要皱眉了。“好好好，就只再来一点。”这话说完，爷爷伸手拿起汤盆边放置的大勺子，盛起满过一半的一勺放进碗里，然后回头瞄了瞄奶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像个明知做了错事但又不怕责罚的小孩。收拾碗筷的时候，我问爷爷：“您老平时都是很节制的，怎么每到这个时候就这么任性了呢？”爷爷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年也就一个大年三十，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年呢！”当时，我只把这些话当成爷爷日常打趣的一部分，但直到某一年，大年三十中午的八个鸡蛋变成了七个，我才深切地体会到咀嚼食物的同时，我们也在咀嚼着生命的滋味。
大年三十中午的糍必，和除夕夜满桌的鸡虾鱼还配上点心的团圆饭相比，似乎是显得很不起眼的，但那是从先辈的先辈处传来的习俗，一口是亲情，一口是血缘，将家族的传承在这相似的一口一口之间联结起来。
糍必以及类似的米点，实际上来源于南迁的先祖。根据我们当地的一些乡土志以及族谱的记载，南宋时期，金兵入侵，中原的先民们南迁至南雄，在受到元兵的侵犯后，又继续迁至珠江三角洲。其中，以罗贵为首的族人来到今天称之为“良溪”一地定居，大致位于如今雅瑶镇的对面。据说当时路途遥远，罗贵等人便随身携带一些米团或米糕充饥，以团糍为代表。这些米点依靠浸泡在水中来保存，先民们上岸后便将其煮熟食用。后来，在结合珠三角的饮食习惯后，又逐渐出现了糍必、白水角等食物，乡民们每逢过年或是社日时节便聚在一起，一边聊着家常，一边包白水角、做糍必。时过境迁，这些传统米点不仅成为了我们本地的招牌特色美食，甚至跟随着乡人漂洋过海，在国外生了根。家族里有一些亲戚远在美国，也和我们一样，每逢过年定要吃糍必。他们还说，唐人街的传统节日气氛十分浓厚，像舞狮子、贴对联、包白水角、吃糍必等等传统风俗都在这里流行。这些如同华夏儿女们共同的文化密码，即使是在异国他乡也能点燃心底最深沉的一份民族情感。
同一个家族的人，不管是身处广东还是远在海外，不管是在已经定格的昨天还是正在到来的明天，在大年三十的中午，都会从锅里盛起热乎乎的汤煮的糍必，一口一口地吃着，共叙亲缘，其乐融融，这是一种多么妙不可言的共鸣。同一种味道，同一个时刻，同一份血缘，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在一口又一口中传承下去，一直地传承下去。
辅导老师：徐珊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站旨在为中小学生提供更多优秀素材和范文，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