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传承
——论傅雷如何引导傅雷
傅雷元培中学2015届学生现就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大二
与我同名的那位师匠，傅雷先生，总是以严父教育家的身份为大众所称道，或是以脾气耿直暴烈的才子形象在近代当代历史上投下属于他的荫影，至少这是我过去的理解。但傅雷似乎从未把自己当作一个教育家，他更加重视的是自己文学家（并非简单的翻译家）和美学家的身份。从他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师匠对现实的关切和介入的渴望。现在我心中的怒庵先生是属于艺术的，但不是属于如同花瓶和华而不实的巴洛克一样的艺术。他希望借助艺术的教化作用改造客观现实，使之臻于完美。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带着知识分子职责用艺术文学规范现实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和自觉也在之后影响了我的认识和爱好。
从小学开始写作就一直是我的爱好。最初之际，写下的文字是把我想讲的故事讲出来，把我的世界展示给真实的世界，即把作为创造能力主体的我展示给其他主体，并在这种展示中享受创造的乐趣。再之后的初高中时期，我的文字不再是完全架构在自己的虚构之上，而是开始把目光投向现实，看看真正的世界到底是在如何运转。那个时候我对现实的关注只是毫无意识的，毫不自觉的。一直到高中结束之后，我再读了《傅雷家书》，又读了先秦两汉的散文和一些现代哲学理论。两条清晰的线在我眼前展开。一条是现代西方知识分子通过公共领域中的言语批判完成的客观世界改造，一条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可观可怨”、通过艺术文学媒介完成的“经国济世”、“大庇天下寒士”，“斯文在兹”的责任负担。而傅雷先生作为传统文人，却又浸润西方文化之中更是深谙两种现实介入的职责，并且以一己之力负担起这种职责。自兹我开始发现了傅雷先生作为一个公共的、生民的知识分子那一面，并且把这一面作为我的理想。我开始有意观察周遭发生的事情，思考这些在当下看起来如此寻常的事件想法放在三十年前、一百年前是多么荒谬，并且把戏剧化的这些人和事反映在我的文章中。我开始尝试科幻小说。现代文明中的科幻小说不只是基于科学的空想而已，而是基于社会、人心的思想实验，观察如果把人类置于一个极端环境下我们的社会会如何发展。其实这也是傅雷先生一直在探究和一直在矛盾的地方：艺术源于人，艺术可以臻于完美；人创造艺术，人却难以臻于完美，只能在整体上尽可能提升。属于艺术的傅雷先生是有高风亮节的人物，他自然是侧目那些猥琐苟且、迫害艺术的人；可是同时再高雅的艺术终究源于人，终究要回到人那里，他还是得扛起作为艺术家、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回到苟且之中把他们带往真善美那里去。他这样的师匠一直心甘情愿爱或善或恶的人，把自己的理想在现实中活出来。
傅雷先生不只是教导傅聪先生如何做一个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也是在引导我，另一个傅雷，如何做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用的人，尤其是当下这个全面抗疫的特殊时期。
傅雷写于2020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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